人们对社会秩序有一种惊人的偏好稳定，往往导致道德的保守主义和社会僵化，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异端、脱序和社会进步，但有时，也会带来一种正面效应，遇变不惊，社会不太容易因为遭遇地震、疾病或者恐怖袭击爆发时面临普遍恐慌，而保持沉着应对，就像泰坦尼克号将沉之际的甲板乐队一般镇定。

　　这是一个成熟社会令人艳羡的品质，也是昨天美国奥兰多恐怖袭击发生后，无论美国人民，还是中国看客们，都可以思考、都可以选择的一个角度。我们是否可以不因恐怖主义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不因恐袭带来的或多或少的伤亡而一惊一乍、情绪不稳，而是学会与之共处？

　　乍看之下，如此建议似乎有些中式“维稳”的调调。一定有人会问，那么遇到浦东机场爆炸案，是否也应当如此镇定，不去追究无辜伤亡，不去思考爆炸背后的各种社会的、制度的成因？或者，奥兰多恐袭后，不去反思伊斯兰极端主义、移民同化、枪支管制等问题？

　　答案当然不是如此。事实上，不到24小时，各种杞人忧天言论和政局预测就纷纷出台，政治观察家们也很快预测穆斯林、移民、枪支和同性恋问题等会在美国大选中因为此案而共同发酵，中国不少网友也第一时间站到了排外、保守的川普一边，仿佛“9.11”后“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一般的同仇敌忾。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次可能是美国最近历史上伤亡最多的单人恐怖袭击案，而且涉入如此复杂的宗教、种族、移民、同性恋问题而可能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造成深远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恐怖主义、特别新型恐怖主义是作为后现代－全球化社会的伴生物，或许就会释然。也就是说，这种恐怖主义几乎不可避免，除非付出巨大的、难以接受的代价，或者中止全球化进程，或者投入巨大成本构建一套几乎不可能的安保体系。前者，意味着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基础崩溃，而后者，不仅经济上不可接受，日常生活被紧急状态化而根本改变也不可能接受。更不能接受的，就是地方警察力量可能在安保名义下过度军事化而造成对大众和社会秩序的直接威胁，如美国近年弗格森事件和巴尔的摩事件所揭示的。

　　另一方面，单就这起恐怖主义袭击的性质而论，各方面都代表着一种与稍早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类似的新型恐怖主义，也就是单一议题的恐怖主义，而且多采取单人行动，即“独狼”模式，早已经成为美国近年来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主流样式，却让人无可奈何。他们植根于现有的政治极化主义纷争中，却又难以被现有的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和极端主义的安全机关所侦测或预防，而公众往往对身边的极化政治趋势无所觉察，只被政客的煽动言论所蛊惑，可能最终丧失了霍布斯时代以来为中产阶级道德所界定的核心——宽容。这本是我们面对各种自然与人为意外时保持沉着、坚定保卫社会自由秩序的伦理基础。

　　具言之，相对于极左翼恐怖主义、极右翼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和他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等，在美国或者其他成熟民主国家内，公众和安全机关所面对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是来自本土的单一议题恐怖主义行动，如动物权利、环境或生态议题、反堕胎、反基因工程等。仅仅最新的与反基因工程有关的恐怖袭击，进入二十一以来，美国就发生了超过50起。而与环保有关的恐怖主义行动在未来还可能继续，并且结合单一议题和无政府主义民兵的行动模式。

　　奥兰多的恐袭案，则证实了右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新变化，不仅有原先的本土白人民兵，而且新移民也开始介入其中，如此次袭击的主角——来自阿富汗的奥马尔。而且，他的袭击动因直接指向美国文化组成的LGBT，因为对男同现象的不满而采取行动。表明，新移民的文化融合问题也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根源。

　　当然，ISIS的存在和联系，使得这起独狼行动多了更为复杂的背景，而这也正是新型恐怖主义的特征，即分散、自发的相应一个遥远恐怖组织，然后单方面独自采取行动，并把个人的极端偏好披上圣战的光环，与稍早的波士顿爆炸如出一辙。早期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也多采取这种模式，甚至可在巴黎恐袭中发现类似迹象。只是，这种高度本地化的单独行动模式，完全利用全球化的自由流动条件、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宽松的枪支市场，无论理论上还是制度上对移民采取严格甄别、对枪支售卖采取严格登记和审核、对某些职业采取严格背景审查等措施，恐怕都难以根本防范，徒增行政成本，除了行政机关扩权，民众几乎得不到明显的安全改善。

　　换句话说，对这种模式的恐怖主义，人们其实无可奈何。以军事行动大规模轰炸、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ISIS或许是必要的，也能收一时之效，对邪恶轴心国家采取禁运、封锁、打击、再平衡等等也能改善外部威胁，但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冲突却难以根本消除。如果人们不想重复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以圣战对圣战，那么，在对外进行谨慎和坚决的武装斗争、捍卫自由秩序的同时，保持内部社会宽容几乎便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学习如何与恐怖主义共处。

　　需要指出的，正视这种新型恐怖主义并非对恶的绥靖，而是对社会差异和政治纷争的理解，因为对内的宽容是自由秩序的基石。绥靖只与外部威胁特别是可能长远影响自由秩序的威胁有关。在恐怖主义不会自动停止的未来，也不意味着只有内战状态才能解决，依靠内部反恐战争而无限制地赋予警方和行政部门剥夺公民权利的权力，那恐怕才是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可能永久地改变社会秩序。如霍布斯最初的教导，悲催痛苦的生活，与死亡比较起来，可以是更大的邪恶。只有不畏死亡的公民，才可能面对死亡，继续生活，并且找到对抗恐怖主义、对抗一切邪恶的出路。那对无论美国人民还是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时代要求。